浐灞：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古时长安东出的交通要道——函谷关道(潼关道)、武关道、蒲津关道均要经过浐灞地区。因此，历朝历代，官府都对其都十分重视，历史上曾数次修建。从东西贸易来看，浐灞地区是当时从中原、江南等地通往京城长安的必经之路，也是当时东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古灞桥作为历史上关中交通、水利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不但反映了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区水环境的变迁，而且也透射出关中城乡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灞河河道的变迁以及周边形势的变化等原因，灞桥桥址也屡次迁徙，都不能改变灞桥作为长安东部的交通咽喉的地位。

　　“丝绸之路” 近年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古灞桥在古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以增强人们对古灞桥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唤醒人们保护古灞桥的意识。丝绸之路是指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商业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绸经此道西运，故称“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这条道路贯通了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亚、欧、非三个大陆，导致黄河流域的中华古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古文明、两河流域的希腊古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文明以及欧洲大陆的罗马古文明交流融合。也促进了佛教、袄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向东西传播，给人类文明发展史以极大的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的贯通，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不亚于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丝绸之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 “陆上丝绸之路”，它起于中国古代都城长安或洛阳，从河西走廊向西，经中亚、西亚到达地中海。

　　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一般笼统地认为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20世纪90年代，自研究者提出洛阳也是丝路起点的观点之后，西安与洛阳这两个古都之间的丝路起点之争似乎从未停歇。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证，归纳一下，支持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洛阳处于“天下之中”，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文化先进；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时期都城所在，也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汉以及隋唐时期虽以长安为都城，但洛阳仍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且隋唐多位帝王曾长驻洛阳；东汉以洛阳为起点计算丝路里程；洛阳附近出土的西域人墓志以及大量与丝绸之路有关的遗物等等。

　　近年来，随着丝路申遗工程的开展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先后有更多的城市加入丝路起点之争。“丝路起点”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话题。

　　如果单从学术的角度考虑，自汉武帝开辟通往西域的商路之后，都城长安作为西汉时期的丝路起点应该争议不大。但从东汉定都洛阳之后，洛阳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承担了“丝路起点”的功能。即便是以长安为都城的西汉和隋唐时期，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洛阳，其在丝绸之路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公布的丝绸之路项目中，就包含了4处河南境内的汉唐时期遗址，这应该也代表了“丝路起点”问题的主流看法。即使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长期处于衰落地位，洛阳则发挥了丝绸之路上的起点作用。

　　其实，撇开丝路起点这个争议话题不谈，在古代中国，广大中原地区和江南是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主要出产地和西方货物的最重要的市场。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客商和运送的货物，其大部分都要经过关中东部的交通线。因为，从丝绸之路的路线看，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至关中)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南线由长安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中线与南线在上邽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三线都以长安为起点，因此，丝绸之路在以洛阳为起点的年代，必然要先从洛阳至关中，便必然要经过浐灞地区以及浐灞咽喉灞桥。因此，关中东部的交通线，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灞桥遗址在关中地区交通线上的地位，就成了论证灞桥遗址与丝绸之路关系的关键。

　　浐灞作为古代关中地区的水陆交通咽喉，浐灞为东西贸易必经之地。古代交通分为水路和陆路交通两个方面。隋唐时期，关中地区水路交通线主要是渭河与漕渠。渭河系长安所恃重要交通线，但因其流浅沙深，水力无常，渭河运输甚为艰难，基本上用于运输粮食，且粮食亦常常不得已而走陆路。在人员交通方面，据学者研究，由渭河出入长安者仅见于隋唐以前个别帝王巡幸和军事上的偶发奇兵 。漕运方面，隋唐两代多次开凿、疏通漕渠，但也主要用于运输粮食。尽管隋唐两代曾多次疏通漕渠，但隋唐两代历300余年，漕渠发挥作用的时间尚不及其五分之一 。由此可见，在隋唐时期，水运在关中交通运输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在人员交通以及除粮食以外的货物运输，主要倚重陆路交通。

　　长安附近交通网络中主要道路有四条 ，即函谷道、武关道、蒲关道和渭北道，其中三条位于长安以东，分别是经渭河南岸向东的函谷道、沿丹灞谷地趋于东南的武关道和自蒲津东渡黄河的蒲关道。

　　灞河作为长安城以东的天然屏障，灞桥的位置决定了长安城以东的道路走向。据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推断，秦汉灞桥位于隋灞桥以北，浐灞交汇之下的地方 。隋新建都城于汉长安城东南，相应的灞桥也被南移重建。隋开皇十六年（596）在灞桥东端置滋水驿（别称灞桥驿），其后灞桥便成为长安东边的重要驿站，函谷、武关、蒲关三道在此相交。即《雍录》所指：“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据此可知，隋唐时期，古丝绸之路在关中地区基本倚靠陆路交通，而隋唐灞桥是关中陆地交通的必经之地，灞桥遗址在丝绸之路中的作用与地位不言而喻。其后，由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及元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条西北丝绸之路的地位。但整个宋元时期，西北丝绸之路仍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的重要贸易路线，灞桥仍旧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