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浐灞的辉煌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也是浐灞地区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浐灞及其附近地区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

    历史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杨坚代周建隋，都长安，在关中实行保、闾、族户籍管理。开皇二年，在龙首原南麓建新都大兴。开皇三年，迁都大兴，改万年县为大兴县，凿龙首、永安等渠，引浐、交等水入新都。开皇四年（584），六月，诏开广通渠。引渭河水至潼关，以通漕运。开皇五年（585），九月，改鲍陂为杜陂，霸水为滋水。隋恭帝义宁元年（617），李渊以20万大军攻克大兴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改大兴县为万年县。太宗贞观四年（630），日本第一批遣唐使到长安。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隋唐长安是全国的首都，也是最负盛名的国际化大都市，总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以上，相当于巴格达的6倍,拜占庭的7倍,洛阳城的1.8倍,比明代南京城大1.9倍,比清代北京城大1.4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繁华、最文明的城市。位于这座城市东郊的浐灞地区随着城市的繁荣而繁荣。在隋唐两代，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充满活力，受到达官显贵和宗教人士的高度重视。
    由于浐灞一带具有良好的人居环境，因此社会名流纷纷在此地修建“别墅”或“别业”，作为休闲游乐的场所。如刘长卿的“灞陵别业”、王昌龄的“灞上闲居”、郭暧的“浐川山池”、李福的“浐川别业”、太平公主南庄、长宁公主东庄等。其中太平公主南庄在灞河附近，唐高宗曾亲率近臣到山庄饮宴。当时唐高宗很高兴，赋诗一首，群臣多应制附和。宋之问《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诗云：“青门路接凤凰台，素浐宸游龙骑来。涧草自迎香辇合，岩花应待御筵开。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南山作寿杯。此日侍臣将石去，共欢明主赐金回。”由此不难看出山庄的秀丽和饮宴的奢华。隋唐时期宗教发达，特别是佛道二教，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浐灞地区环境优美，也受到宗教人士的青睐。他们纷纷在此修建塔庙，作为道场。著名高僧玄奘圆寂之后，最初也葬在浐灞地区的白鹿原上。此外，在隋唐时期，浐灞一带还被一些人视为风水宝地，在这里选择了自己的墓地。二十世纪以来，浐灞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多达数百方，说明唐人确实是很喜欢这个地方。
    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浐灞之间发现隋唐文化遗存115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灞桥、广运潭、望春楼等。

 隋灞桥遗址

    灞桥古已有之，但隋唐灞桥为最有名。如果说浐灞地区是长安通往东方的必经之地，那么灞桥就是东西北交通的咽喉要道。灞桥修建在灞河之上。秦汉之际，灞河上即建有桥梁。王莽时，将灞桥改为“长存桥”。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由长安迁都大兴，因大兴城在长安城东南方向，为了交通的方便，在秦汉灞桥东南5公里的地方修建了新的灞桥。新灞桥为新型石桥，与大兴城（即唐长安）的通化门直对，从而大大便利了京城与东方各地的联系。到了唐代，长安城人口激增，灞桥空前繁忙。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鉴于灞桥地处潼关路、蒲津关路、蓝田关路的交汇处，人流、车流很大，于是在隋代灞桥之南另建一桥，形成南北二桥的局面，以缓解东西交通方面的压力。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又伐长安诸街古槐，对浐、灞二桥进行了整修。唐朝灭亡后，灞桥被逐渐淹没在河沙之中。1994年月4月，灞桥镇柳巷村村民在灞河河道挖沙时，发现一件石刻龙头。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抢救发掘，在河道下两米处发现古代桥址。根据出土的唐代琉璃瓦残片等文物，断定此桥即久负盛名的隋唐灞桥。隋唐灞桥的发现，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轰动，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4年“十一”期间，西安灞河水涨，数小时后，在灞河河滩上露出十一个状若船形的桥墩，证实十年前的考古推断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共发现桥墩十一个，但根据河的宽度推测，应有四十多个桥墩。故隋代灞桥大部仍埋在河沙之下。如果全部揭露出来，将是何等壮观！过去，学术界公认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石拱桥。但灞桥比赵州桥早建了二十多年，而且建筑技术十分高超。虽然隋唐灞桥的上半部分已毁，但它是我国目前已知跨度最长、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在中国古桥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隋唐时期，漕运是十分重要的经济活动。唐代曾在浐水与灞水之间的洼地上修建了著名的广运潭，作为重要漕运港口。这项工程是由韦坚主持修建的。韦坚是长安人，开元二十五年担任长安县令，以聪明能干而著称。后受命主持转运江淮租赋以充国用，“岁益钜万”。长安人口众多，消费很大，仅靠关中之地供不应求，故漕运对长安显得十分重要。唐代前期漕运时断时续，不大稳定。起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故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唐玄宗天宝年间，对漕运的需求越来越明显。于是唐玄宗令韦坚重新修整漕运。“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为了停泊漕船，韦坚又在望春楼东开凿了著名的广运潭。天宝二年（743），广运潭成，三百余艘漕船齐集潭中，每只船皆署牌写出郡名及船上所载各地特产。 “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装，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余船洽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
    广运潭西边有著名的望春楼。隋唐王朝常在这一地区举行隆重的迎春活动。因为浐灞地处长安之东，是国都长安的东方门户。古人认为，东方色青，代表春天。故周秦汉唐王朝常在此地举行迎春仪式。为了举行迎春活动，隋唐时期还在此修建了著名的望春楼。望春楼是望春宫的主体建筑。隋唐之际望春宫有南北两座，北望春宫是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位于咸宁县东、浐水西岸；南望春宫位于春明门外，浐水西岸。在二宫之间，有望春楼、望春亭等建筑，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群。望春楼在历史上十分有名。此楼主要是用来举行迎春活动的。此外，献俘、誓师、祓禊等活动也常在此进行。

唐代浐灞图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在灞河南岸广植垂柳。特别是灞桥附近，垂柳更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灞柳风雪”便成为浐灞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灞河植柳始于战国秦汉之际。时人多于此送别，形成“折柳送别”的习俗。柳是一种极易成活的树木，具有随遇而安，到处可以成活的特点。离别时带上亲友折下的柳，到达目的地后随手插下，看见家乡的柳，自然会想到家乡的人。此外，柳还有祛祸避邪的作用。北魏学者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说：“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正因为如此，“折柳送别”的风俗受到人们的重视。隋唐之际，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折柳送别”之俗逐渐转盛。《开元天宝遗事》载：唐代“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呼为断魂桥”。每当春和景明，灞桥一带垂柳依依，风景如画，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唐人送别至此，多折柳枝相送，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佳话，而文人墨客，也不知写出了多少千古绝唱。大诗人李白在《灞陵行送别》中写道：“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古道连绵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黄鹏愁绝不忍听。”白居易在《扬柳枝词》说：“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柳丝挽断肠牵断，彼此应无续约期。”杨巨源《赋得灞岸柳留辞郑员外郎》亦云：“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好风傥借低枝便，莫遣青丝扫路尘。”这种情结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明清时期，许多地方仍流传着折柳送送的风俗。这种风俗充满了人文关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折柳送别之外，隋唐时期灞浐一带还盛行着拔禊的风俗。祓禊也称“祓除”、“修禊”、“祓斋”，是指在郊外水滨举行的洗浴活动。此项活动起源甚早，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风俗。《风俗通义•祀典》载：“禊者，洁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疗生疾之时，故于水上衅洁之也。”祓禊有除灾驱邪，求偶乞子之意。秦汉以来，这种风俗相沿不改。王公贵族，常于三月上巳在灞水边祓禊。《汉书•外戚传》载：“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公主求良家女十余饰置于家，帝祓灞上而过焉。还过平阳公主，见所侍美人，帝不悦。既然饮，讴者进，帝独悦卫子夫。”《后汉书•礼仪志》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宿垢”。隋唐之际，三月三日携酒食踏青祓禊蔚然成风。唐代三月三日祓禊多在曲江进行，故杜甫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除曲江外，泾、渭、浐、灞诸水之滨亦为都人祓禊之地。唐代帝王常来浐、灞祓禊，故唐诗中有“元巳秦中节，吾君灞上游”，“君王来祓禊，灞浐亦朝宗”的诗句。三月上巳，春暖花开，灞浐两岸，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故成为祓禊的理想之地。祓禊不只是一种娱乐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温文而雅的隋唐文化。
    遗憾的是，繁华似锦的长安城在唐末被彻底毁灭。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十三日, “（朱）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经过这次浩劫,一代名城，化为灰烬。灞浐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到处是残破的景象。五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东部地区成为历代关心的重点。另一方面,关中地区恢复的速度很慢,到宋元时尚未复苏。